第3章：麻雀落网
1941年3月的上海，法租界的清晨总裹着一层薄雾，把街头的日军岗哨罩得模糊，却遮不住空气里的紧张。中央储备银行的打字间里，李梅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指尖在打字机键盘上飞快跳跃，“哒哒”声混着窗外的鸟鸣，听起来寻常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左手袖口的夹层里，藏着一小块削得平整的肥皂——那是沈砚之昨天偷偷塞给她的，任务是拓下王怀安秘书抽屉里的档案室钥匙印记。
李梅今年刚满二十，梳着齐耳短发，穿一身浅蓝色的棉布旗袍，看起来像个刚从女校毕业的学生。没人知道，这个总是微笑着帮同事递文件的打字员，是中共地下党代号“麻雀”的特工，更没人知道，她的父母三年前在日军轰炸苏州时牺牲，她加入地下党，就是为了“让更多人不用再躲炸弹”。
“李梅，帮我把这份文件送到王课长办公室呗？”隔壁桌的张姐递过来一叠装订好的报表，语气带着熟稔。张姐是银行的老员工，平时很照顾李梅，也常跟她聊起王怀安的秘书——一个姓刘的女人，三十多岁，家里有个五岁的儿子，最近总因为孩子生病心烦。
李梅心里一动，接过文件：“好啊，正好我也得去跟刘秘书确认下昨天的会议记录。”她抱着文件，脚步不疾不徐地走向总务课，路过王怀安办公室时，特意瞥了一眼——门虚掩着，能听见王怀安跟人打电话，语气谄媚，大概又是在跟赌场的人周旋。
刘秘书的办公桌在王怀安办公室外的隔间，桌上堆着文件，角落里放着一个搪瓷杯，杯身上印着“上海特别市”的字样，旁边还摆着一袋没拆开的水果糖——上次李梅听她说儿子爱吃这个牌子，特意从家里带了一袋送她，从那以后，刘秘书对她便多了几分信任。
“刘姐，这是张姐让我送过来的报表，还有昨天的会议记录，您看看有没有要改的？”李梅把文件放在桌上，顺手拿起那袋水果糖，“我妈昨天从乡下带了点新糖，比这个还甜，明天我给您带点？”
刘秘书正在低头写东西，闻言笑了笑：“不用这么麻烦，你这孩子太客气了。”她接过会议记录翻了两页，眉头皱了皱，“这里有个数字错了，我得去跟王课长确认下，你帮我看会儿桌子，别让人乱动文件。”
“放心吧刘姐！”李梅立刻应下，看着刘秘书走进王怀安的办公室，心里的弦瞬间绷紧。她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——走廊里没人，打字间的同事都在忙着，正是机会。
刘秘书的抽屉没锁，李梅轻轻拉开，里面整齐地放着文件夹、钢笔，还有一串钥匙——最上面那把黄铜钥匙，形状跟沈砚之描述的档案室钥匙一模一样，钥匙柄上还刻着一个小小的“王”字。
她屏住呼吸，从袖口夹层里摸出肥皂，快速将钥匙按在肥皂上，用力压了压——肥皂很软，很快就留下了清晰的印记。她刚要把钥匙放回抽屉，突然听见走廊里传来刘秘书的声音：“李梅，王课长说……”
李梅的心脏猛地一跳，手忙脚乱地把肥皂塞回袖口，钥匙往抽屉里放时，不小心碰到了钢笔，“当啷”一声，钢笔掉在地上。刘秘书正好走到门口，看到这一幕，脸色瞬间变了：“你在动我的抽屉？”
“不是的刘姐，”李梅赶紧弯腰捡钢笔，声音有些发颤，“我刚才看到您的钢笔快掉下来了，想帮您放好，不小心碰到了钥匙……”
刘秘书盯着她的眼睛，眼神里满是怀疑。她快步走到办公桌前，拉开抽屉摸了摸钥匙，又看了看李梅紧攥的左手——刚才李梅塞肥皂时，袖口鼓了一下，没能完全藏住。刘秘书的脸色越来越沉：“你手里藏的是什么？”
李梅知道瞒不住了，手心全是汗，却还是强装镇定：“没什么啊刘姐，就是一块手帕。”她故意把手帕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来，展开给刘秘书看，趁机把肥皂往身后的文件柜缝里塞了塞。
可刘秘书已经起了疑心，她一把抓住李梅的手腕：“你跟我去见王课长！要是你敢私拿东西，咱们都没好果子吃！”
王怀安听说李梅动了刘秘书的抽屉，吓得手里的茶杯都差点掉了。他最近正因为赌场欠钱的事心烦，生怕再惹上“通共”的嫌疑——特高课上周刚抓了银行的一个会计，理由就是“私藏可疑文件”，现在尸体还没找到。
“李梅，你老实说，你动刘秘书的钥匙干什么？”王怀安坐在办公桌后，手指敲着桌面，声音发颤，“是不是有人让你这么做的？”
李梅咬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她知道，只要自己松口，沈砚之、老枪，还有整个“鸿雁”小组都会暴露，就算被打死，也不能说一个字。
刘秘书在旁边急得直跺脚：“王课长，她肯定有鬼！刚才我看到她手里藏东西，说不定是跟游击队勾结，想偷档案室的文件！”
“别说了！”王怀安突然大吼一声，他猛地站起来，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——他怕的不是李梅偷东西，是怕这事被松井知道，到时候自己被牵连。思忖了半天，他咬了咬牙：“刘秘书，你跟我去特高课，把这事跟松井课长说清楚，咱们可不能担这个责任！”
李梅的心沉到了谷底，她看着王怀安慌张的背影，突然开口：“王课长，这事跟别人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好奇，想看看档案室里有什么，您别连累其他人。”
王怀安根本没理她，带着刘秘书匆匆离开，留下两个银行保安看着李梅。李梅靠在墙上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沈主任一定能想办法，我不能慌。
第二天一早，沈砚之刚走进银行大厅，就觉得气氛不对——平时忙碌的职员们都低着头，眼神躲闪，走廊尽头站着几个穿黑色风衣的人，是特高课的特工。他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快步走向打字间，却没看到李梅的身影。
“沈主任，您来了……”张姐看到他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指了指走廊尽头，“刚才特高课的人把李梅带走了，说她……说她偷了刘秘书的钥匙，通共。”
沈砚之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他扶着办公桌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——现在不能慌，一旦他露出破绽，不仅救不了李梅，整个小组都会暴露。他故意打翻了桌上的墨水瓶，黑色的墨水洒在账本上，他大声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！张姐，帮我拿点纸巾来，这账本还得核对呢！”
趁着弯腰擦墨水的间隙，他飞快地看向走廊——李梅被两个特工押着，双手反绑在身后，头发有些乱，却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坚定，没有丝毫恐惧。沈砚之心里一暖，又一痛——这孩子，明明才二十岁，却比很多成年人都勇敢。
特高课的人押着李梅走过，小林走在最后，经过沈砚之身边时，故意停下脚步：“沈主任，听说您跟李梅走得挺近？”
沈砚之擦着墨水，头也不抬：“小林先生说笑了，我是会计主任，她是打字员，也就工作上有往来。怎么，她犯什么事了？”
“没什么，”小林冷笑一声，“就是偷了点不该偷的东西，特高课会查清楚的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跟上队伍，军靴声渐渐消失在门口。
直到特高课的车开走，沈砚之才直起身，指尖因为用力攥着纸巾，已经泛白。他知道，必须尽快救李梅——李梅知道他的代号“墨鲤”，知道老枪的钟表店，一旦她在审讯室里扛不住，整个“鸿雁”小组都会被连根拔起。
中午，沈砚之借口“给宪兵队送月度账目”，带着账本离开了银行。他没去宪兵队，而是绕到了特高课大楼附近——那是一栋灰色的三层建筑，门口有两名特工站岗，墙上贴着“禁止靠近”的日文标语，看起来阴森森的。
沈砚之从街角的杂货铺买了一桶水，扛在肩上，装作是给特高课送水的杂役。他慢慢走到大楼侧面，那里有一扇小窗户，窗帘没拉严，能看到里面的场景——正是审讯室。
透过窗户缝隙，沈砚之看到李梅被绑在铁椅上，头发凌乱，脸上有几道血痕，嘴角还沾着血迹。小林手里拿着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，烙铁尖冒着白烟，他走到李梅面前，声音冰冷：“说！谁让你偷钥匙的？你的上线是谁？‘鸿雁’小组还有多少人？”
李梅抬起头，眼神里满是倔强：“我不知道什么上线，也不知道什么小组！钥匙是我自己偷的，跟别人没关系！”
“嘴硬！”小林猛地把烙铁往旁边的铁架上一放，“滋啦”一声，白烟更浓了，“再不说，我就把你的手烫烂，让你永远也不能打字！”
沈砚之的心脏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，他强忍着冲进去的冲动，悄悄记下审讯室的位置和守卫的换班时间——现在不能硬来，得找帮手。他放下水桶，假装水洒了，匆匆离开，心里只有一个名字：苏清媛。
圣玛利亚医院坐落在法租界的僻静处，是上海少有的没被日军完全控制的医院。沈砚之推开医院的大门，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，走廊里挤满了病人，护士们匆匆忙忙地穿梭着。他径直走向二楼的妇产科办公室，苏清媛正在里面写病历。
苏清媛今年二十五岁，穿一身白色的医生制服，头发挽成髻，脸上戴着一副细框眼镜，看起来温柔又冷静。她是中共地下党代号“青禾”的特工，负责上海地下党的医疗救援和情报传递，也是沈砚之最信任的战友。
“墨鲤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苏清媛看到他，立刻放下笔，拉着他走进里间的换药室，“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
沈砚之把李梅被抓的事说了一遍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焦虑：“青禾，李梅知道太多事了，特高课的审讯手段你也知道，再拖下去，她可能……”
苏清媛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她走到窗边，思考了片刻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沈砚之：“这是装有镇静剂的钢笔，针头藏在笔尖里，按下笔帽就能弹出。松井的情妇佐藤夫人，怀孕五个月，最近每周都会来我院产检，下次是后天，我可以以‘需要家属签字确认产检方案’为由，让松井来医院。”
她顿了顿，又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太冒险。松井肯定会带保镖，你就算能趁机离开医院，特高课的守卫也会加强，根本进不去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沈砚之急得直跺脚，“总不能看着李梅被折磨死！”
苏清媛转过身，眼神坚定：“有一个人或许能帮我们——军统上海区的特工‘独狼’陈峰。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，去年他救过我们的一个交通员，条件是要日军的军火情报。现在军统也在追查‘清乡计划’，我们可以跟他做交易，让他帮忙制造混乱，我们趁机救人。”
沈砚之皱了皱眉——他对军统没什么好感，之前听说过陈峰的名声，说他下手狠辣，从不留情。但现在情况紧急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“怎么联系他？”
“通过烟摊的张叔，”苏清媛说，“张叔跟军统有联系，你今晚去烟摊，就说‘要一包老刀，多放烟丝’，他会帮你传消息。约定的地点最好选在人多的地方，比如静安寺咖啡馆，不容易被特高课盯梢。”
当晚七点，静安寺咖啡馆里人声鼎沸，大多是法租界的外国人，还有几个穿西装的中国人，看起来像是商人。沈砚之坐在角落的位置，点了一杯咖啡，面前放着一份报纸，眼睛却盯着门口。
没过多久，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走了进来，身材高大，留着短发，嘴角叼着一支烟，手里玩着一个银色的打火机——正是陈峰。他径直走到沈砚之对面坐下，把打火机“啪”地拍在桌上：“你就是‘墨鲤’？找我有事？”
沈砚之点了点头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我需要你帮我救一个人，特高课抓了我的下线，她知道‘清乡计划’的线索。”
陈峰冷笑一声，拿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：“救你的人？可以。但军统不做亏本买卖，你得拿情报换——日军在虹桥机场的军火库位置，你有吗？”
“我有，”沈砚之立刻回答，“上个月我核对账目时，看到过虹桥机场的军火拨款记录，里面有详细的军火库位置和守卫人数。但我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保证我下线的安全，不能让她受伤害；第二，行动时不能伤害无辜的人，尤其是特高课里的杂役和医护。”
陈峰把玩着打火机，眼神里带着不屑：“无辜的人？在上海这个地方，无辜的人活不长。不过，你的条件我答应，只要你给的情报是真的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写下一个时间，“三天后的晚上八点，我会让我的人炸掉特高课附近的杂货店，制造混乱，吸引守卫的注意力。你需要自己潜入特高课，找到你下线的位置，我会派两个人在后门接应你们。”
沈砚之接过纸条，紧紧攥在手里：“情报我明天会让交通员带给你，希望你能遵守承诺。”
“放心，”陈峰站起身，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，“我陈峰虽然狠，但从不对自己人食言——至少，在对付日本人这件事上，我们是自己人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咖啡馆，很快消失在夜色中。
沈砚之坐在原位，看着窗外的路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不知道这次合作会不会成功，也不知道李梅能不能撑到三天后。但他知道，自己必须试一试——为了李梅，为了“鸿雁”小组，也为了那些还在等着“清乡计划”情报的根据地同志。他端起咖啡，一口喝干，冰冷的液体滑过喉咙，却让他的眼神更加坚定。